每一个中国男孩，几乎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了解本国历史的。我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邻居家的旧书架上捞到一本泛黄毛边、繁体字版的《三国演义》。展卷阅读，罗贯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十一岁的我给镇住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直到三十多年后，在书堆里埋头日久的我才突然抬起头来，想找罗先生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天下大势，必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而合了就必定会再分呢？比如美国，1776年建国后就没有再分过，而欧洲在罗马帝国分裂后就没有再合起来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甚至将它看成是西方历史与东方历史的“区别点”。
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了城邦制，东方的春秋战国正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到公元前360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356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到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1年，汉武帝完成了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西方的凯撒大帝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到公元184年，汉帝国陷入内乱，经历了将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帝国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花开两枝”，中国在公元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并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而欧洲进入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2000年出现了欧元，实现了货币意义上的“统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关于欧元的存废又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魏斐德的问题正是：“在世界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
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你尽可以从地理条件、民族心理、宗教语言以及偶然性等等角度来给出解释。魏斐德给出的答案很简洁、但在我看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的精准，他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统一的文化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荣光，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根据他的统计，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个文明社会，其中，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得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尽管，统一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甚至连汤因比都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过他确定地认为，“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感激涕零。”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在这个词组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一些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别无选择。
由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终极性诉求，使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的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统一的维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大于其他国家。而这种国家治理逻辑显然与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理，存在内在的冲突性。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最近两次短暂的放权型变革试验——即民国初期（1916-1927）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尽管刺激了民间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都没有寻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药方，以致最后均以失败和权力回收而告终。尤为可怕的景象则是，若分权失控，一些边疆地区（如西藏、新疆以及吉林延边等）出现独立事件，则更是任何改革者所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必须理智地承认，“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结论，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找到其他的抉择。
中华民族之外的外部人，其实无法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苦衷。以研究货币和帝国政治经济史闻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更近期的一种西方学术假设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效果。”这似乎是西方学界的共识，然而，这种笼统性的结论很可能把中国问题引向一个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归宿。 而这种非此即彼的唯心主义哲学，恰恰是中国的统一文化基础，所必然要予以坚决否定的。例如西方与某些政客所推崇的“台湾式民主”，虽然现在鼓噪一时，但却注定只会在中国人的历史观上，仅仅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或者是一个笑谈。
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正是政治的大一统，才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经济成长长期领先于世界。如果说，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效果”，那么，这是制度必然的逻辑推导，还是制度劣质化之后的结果？
而答案如果是后者，那么，有没有一种良性化改造的可能性？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大崛起，又将弗格森式的结论推导到了一个新的矛盾境地：此次经济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执政集团，打破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迷思，以实用主义的方式重新寻找到发展经济、稳定政权模式的过程，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中国实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最长久的可持续增长——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30年之久。
在当今中国，知识界和民间社会呼吁法治化、司法独立以及民主监督的声浪日渐高涨，决策层也不断释放正面信息，新当选总书记的习近平表示共产党愿意接受“最尖锐的批评”，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政治治理也许在未来有小幅改善的迹象。
不过，历史是否真的会以塞缪尔·亨廷顿和弗兰西斯·福山的方式“终结”，始终还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有危害国家统一大局的极端性，如同两条随时可能失控的大龙，盘旋在中国的上空，为改革与发展增添众多的不确定性。一旦中国如果因极左、极右之争激化，而导致改革失误并发生动荡，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冲击远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当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一场更加激烈的统一中国的战争。
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在中国都如同一盏大红灯笼上的配饰，而非光亮本身。所以，一个保守性的结论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坚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宪政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妥协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的冲突性与生俱来，并且难以根本性解决。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而且会在各种文化交融，在大一统基础上吸收各种思想，形成新的以大一统为基础的民族理论。
中国人五千年的民族属性决定了中国人自己的发展思路，那就是只有民族的、中国的，才会是世界的。曾有人问开国领袖毛泽东：你首先是共产党人，还是中国人？毛的回答很坚决：我当然首先是中国人！所以，毛才创立了“马列主义与中国特色为相结合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才得以引进到中国。所以，那些超脱民族利益进行的独树一帜“探讨”，违反大一统原则的任何理论，都不会植根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更不会成为政客赖以谋取利益的成功手段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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